摔跤评课优缺点及建议

 

早在高中时代，写应试作文就是我的一大痛苦，明明按照内心来写作会遭遇分数的惩罚，但还是抑制不住要自然真实地表达。为此，被老师多次找去谈话。

 

 

1987年是我的高考年，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，预考时作文满分为40分，我得了39分。然而，当年高考作文题目是“理论和实践的关系”，本来只需要把政治教科书的观点拿过来作为论点，然后附上一些论据就可以得不错的分数，但这样的写等于是吞下死苍蝇，实在不能接受，一番思想斗争后，还是服从了内心，批判了理论为实践做注脚而非指导实践的社会现实，结果，语文分数拖了我的后腿，没能上重本线。

 

 

追求“思”的在场

 

 

参加工作后，有18年的时间基本都在应试中摸爬滚打，获得了职称破格晋升和特级教师称号的奖励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忘掉了痛苦、甚至还有相当的乐趣。

 

 

真正让我从里面拔出来是当我往回看的时候。1993年—2001年（23岁—31岁这段时间），我在四川隆昌七中工作，这是我应试工作最投入的八年，那时，我精力旺盛、工作忘我，长期担任高三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并担任年级主任，8年教了6届高三。可以说，我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里。

 

 

但是，匪夷所思的是，2007年，当我再回到这所学校时，看到熟悉的情景却想不起我在这里生活过的多数细节，没有学生、没有同事、没有故事，没有对年华逝去的感慨，更没有饱含热泪的感动，好像从没有在这里真真实实地存在过，顶多曾经是一过路人。多么没有存在感的8年啊！

 

 

我第一次完完全全地理解了什么是存在感。

 

 

所谓存在感，就是当我们回首过去时，所有的经历就像一帧一帧的画面出现，如果把这些画面剪辑成一部个人经历的电影，肯定会有一部分是无足轻重可以剪掉而不至于影响电影质量的，另有一部分是不能剪掉否则会有遗憾的，那么，不能剪掉的就是让我们有存在感的部分，所谓存在感，就是“我也曾经活过”的感受、感叹。

 

 

以这个标准来看，我的初中高中和工作的大多数时期，都是可以被剪掉的胶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即使那些片段从未有过，我都不会遗憾。

 

 

不能剪掉的是我的大学时代和在重庆工作的部分片段，在这些片段里“我”是在场的，而在可以被剪掉的那些片段中“我”不在场。我突然醒悟到：“我”在或不在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是一个决定我的人生是否有意义的根本性问题。

 

 

那什么时候“我”是在场的呢？我发现，当“思”在场而不是思维在场时，“我”在。

 

 

思是人从生存中自然产生的精神活动，而思维是在别人给定的框架中进行的具有指向性的精神活动；思是自由的，思维是被规定的。之所以大学时代构成了我已知人生中最具意义的时期，首先是因为有自由，可以自由地选择读什么书、是否上课、跟谁通宵长谈、跟谁恋爱等等，不必考虑找工作和考试分数一类事情。那时，“我”被最大程度地呈现，思也同时在场。

 

 

同样是故地重游，2006年回到大学校园时，我忍不住热泪盈眶，往事汹涌而来，这与重游初高中校园和早年工作过的学校时的感受有着天壤之别。

 

 

大学里一小点过去的痕迹引发无穷多的回忆和感受，顿时通感附体，让人感觉死而无憾。死，才能定义生的意义。当我们从死的角度来看生，即当将自己置身于濒死状态下回首往事时，人生的意义或将彰显。死是剪辑有意义人生片段的标准，有了这个标准，人生的取舍变得清晰，古人所说“向死而生”或许就是这个意思。

 

 

人到中年，我的人生如何取舍呢？不能再重复应试教育的那条路，学生时代的痛苦和工作以后稀薄的存在感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，“再也不能那样活”。

 

 

我需要做自由教师，即完全不被考试扭曲的教师。我理想的课堂是存在主义者的课堂，也就是在课堂中，我的“我”和学生的“我”同样丰盈，同样蓬勃，最好是多年后，学生回忆往事时能够自豪地说：

 

 

“我他妈的在魏勇的课堂上活过一把！”

 

 

对学生而言，活过还是没活过，取决于学习是否满足了内心真实的渴望，是否感受到了精神世界的波橘云诡和惊心动魄，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教育要能够自由呼吸，所以，写了《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》一书的李希贵校长自然成了改变我命运的“关键他人”。到北京去，就成了一个水到渠成的选择。